陈宝山去世那年冬春，左书令来到了她的十九岁。那时候左书令的父亲在苏州河边的淮安路上开一家左记灯笼铺，并且教会了左书令扎灯笼。左书令喜欢扎灯笼，也喜欢长久地坐在桌前，一声不响地看那些纸糊的灯笼在眼前晃荡。她寡淡得如同白开水的生活中，只有灯笼，没有爱情。但是她很美，像一张素笺一样白净。左书令记得，陈宝山从她手中买走第一盏灯笼时，穿着一件深灰的风衣。灯笼骨架上糊的是白身子纸，有着浅粉红的颜色，上面画着一条淡绛色的龙。灯笼点亮的时候，透出一波波的光，让龙也变得生动起来，仿佛回到了海里。

　　左书令知道陈宝山以前是警察，而且是市警察局刑侦处有名的探长，破过很多凶案，但是却一直没有职务上的升迁。他的老婆苏来喜喜欢挺着硕大的肚子，在离家不远的苏州河边走来走去，仿佛她是在看管一条河流。陈宝山那天从左书令手中接过灯笼，提着一盏微光，走上了回家的路。在苏州河边走着的时候，能看到微光下影影绰绰的河水。陈宝山不会游泳，他觉得幽暗的河流充满了秘密。而河边堆满了垃圾和杂物，以及各种各样的错误。

　　一九四九年的冬天，陈宝山好像病得有些厉害。旧警察甄别工作开始以后，他没有被人民政府公安局留用，而是去仲泰火柴厂当了一名门房。他偶尔经过左记灯笼铺的时候，会停下来在店铺里坐一歇。他叫左书令小姑娘，说小姑娘你同我一样，不爱讲话。左书令笑一笑，手中不停地用篾片扎着灯笼架，仍然不响。立冬前后那几天，陈宝山从瑞金医院回来，照例在她这儿坐一歇。他刚刚坐下，店门外讨厌的雨水就开始绵密起来，他们就望着门外帘布一样的雨说话。雨声很响，陈宝山就在雨声里也很响地说话。陈宝山好像特别喜欢说，他说起以前的旧事，说完了会加一句，你听见了没有。左书令就笑笑，说听见了呀，你说的旧事像一场梦一样。陈宝山心里就咯噔了一下，突然觉得左书令虽然不爱讲话，但是一旦讲话，会让人觉得讲到心坎里去了。那天陈宝山看到左书令在扎的灯笼，就问这是什么灯笼。左书令说，这叫走马灯。灯笼点起来的时候，那匹灯笼上画着的马，或者飞燕，或者一个夜奔的女人，就会缓慢地转动起来。那天黄昏，陈宝山提着走马灯踏上回家的路，黄黄的光晕映照着走马灯上的图案。那些图案在不停地转动，于是陈宝山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一生。

　　一九四九年除夕过后的没几天，其实也就是一九五○年正月初六，刚好是立春，陈宝山突然在河里结束了生命。就像虽然是立春，但冬天却好像进行得如火如荼一样。左书令那天看到苏州河边围着一圈穿着臃肿的人，她没有靠近，但是远远地听到了，人群中有人在讲不会游泳的警察陈宝山走向了苏州河，而且用枪抵在了自己的下额，朝天开了一枪。那把枪是以前的警察局长俞叔平送给他的，但送给他并不是为了让他自杀。子弹洞穿并且掀起了他的天灵盖。就在众声喧哗的时候，左书令转过身离开了人群。她留给苏州河一个背影。

　　左书令的父亲死于两个多月以后，那是一场在春天里忘乎所以的醉酒。那天他迈着东倒西歪的脚步，在回家的路上倒在了丰沛富足的雨水里，俯卧在一片马路的水洼上。父亲的脸紧贴着路面，仿佛马路的一部分。他的衣服因为雨水的浸泡，鼓了起来，很像是漂浮在海面上。左书令得到父亲醉死的消息，赶往离家不远的那条马路时，看到了路灯下的父亲，那么陌生。很久她都没有走近。她突然发现，许多的人事，她是不愿意靠近的。接着，初夏的一个黄昏，一场大火光顾了左记灯笼铺，所有挂在墙上的、安放在货架上的灯笼开始同时燃烧，照亮了整条弄堂的夜空。左书令也是站得远远的，看着那些兴奋的火苗，她脸上浮现着一种平静的笑容。火光映红了她的半边身子，也让她半边的身子变得暖和，而另半边身子始终被初夏的风吹拂。消防水龙头最终扑灭了这场大火，每个消防员的脸上都显现着疲惫，只有左书令神清气爽，有邻居问她，阿壁小囡，以后你怎么办？

　　左书令只是笑了一下，一声不响。她后来消失在苏州河一带，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儿，而左记灯笼铺也成了一片废墟。第二年的春天，上海松江七堡镇的一座叫明真的道观边上，桃花开得十分灿烂。有人看到过左书令，说她成了一名女道士，说她站在离一条小河和一树桃花适当的距离，看上去似在人间，又仿佛不是在人间。

　　左书令记得最清爽的是，陈宝山每次路过她的左记灯笼铺，坐在她的身边语速平稳地讲起一堆旧事。这样的旧事，如影随形伴随着这位深居简出的女道士一生。

　　十岁的陈宝山，有一大把的时光和祖父陈静安一起度过。那时候他和父亲以及祖父三个男人，还住在赫德路五十五弄。祖母得了一场急性肝病死了以后，陈静安又续弦胡氏。只过了八年，胡氏也撒手西去。自此陈静安不愿再娶，而是安心地当自己的警察。他觉得自己没有老婆命。

　　陈静安喜欢在一把躺椅上晒月亮。他退休了。以前陈静安当警察的时候，还是晚清，他记得很清爽的，那是在光绪二十三年，也就是一八九七年的秋天，他成了当时上海最早的六十六名巡捕之一。这些都是陈静安晒月亮的时候说的，他一边大笑，一边给孙子陈宝山吹牛皮，讲他当警察的第十三年，有个叫汪精卫的，刺杀过晚清摄政王载沣，差一点被他亲自逮捕了。那时候陈宝山很相信这一切，觉得警察大概就应该是这样子。但宝山一直搞不懂，陈静安为什么喜欢晒月亮，而不是晒太阳。大概是因为他觉得晒月亮的时候，适合回忆往事。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，他躺在躺椅上，弄堂里的风就轻易地穿过他晒瘪了的鱼干一样的身体。

　　宝山陪着陈静安，十分安静地乘凉。那时候宝山父亲陈嘉定在警察分局上班，很忙的样子。所以有时候等他下班的时候，会看到一老一少两个人，还坐在家门口乘凉。他们乘凉乘得从容而专业。陈静安在乘凉的时候，主要做两件事。一件事是不停地当宝山的面骂陈嘉定，他说像你爹这样的人，是当不好警察的。他不是当警察的料，但你是的。宝山说，为什么。陈静安说，因为你安静，安静的人会思考。陈静安的另一件事，主要是给孙子说他自己的父亲，就是宝山的太爷爷曾经在清廷的巡防保甲局里做事。那时候还不叫警察，但是扛的活儿，和后来的警察是大差不差的。

　　陈静安给孙子宝山讲了无数的往事，也晒了数不清的月亮，陈宝山的皮肤好象也变成了银色。祖孙两人边晒月亮，边说话，一直晒到陈嘉定离世。宝山的父亲陈嘉定毕业于震旦学院法学院，入职在警察署第三分署司法科。但因为陈嘉定为人过于正直，即使在“花国总理”王莲英被杀案的侦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仍然被排挤在外。升职嘉奖几乎都没有他的份，仿佛他不是办案的警察，仿佛他是只警犬。

　　宝山的妈妈叫白雪见。陈嘉定很喜欢她，像宠一个女儿那样的宠，但她是个半哑的人。她只能出发几个简单的音节，这大概也是她的儿子陈宝山不爱说话的原因，因为母亲不太同他说话。白雪见一直很悲伤，她喜欢悲伤地站在苏州河边，悲伤地看各种货运船往来。苏州河上很热闹，河上有船只不知疲倦地来回穿梭，甚至还有夜航船。陈宝山一直想要走近母亲，但是走不近，这让他特别羡慕他的小伙伴张仁贵。隐隐约约听说，白雪见长得太漂亮，虽然是个哑女，但还是有好多人欢喜她的。以前有一个流氓抛弃过她，她大概是受了刺激，于是恍惚地在大街上没有目的地走，最后被街头执勤的陈嘉定带回了第三分署。白雪见后来想要嫁给他，是因为陈嘉定给她买了一碗馄饨。那天她披的是陈嘉定的大衣，那个流氓以前同她说过，披了谁的衣，就是谁的人了。现在，她又披起了陈嘉定的衣。她冲发呆的陈嘉定笑了一下，用手理了一下鬓边落下的一缕头发，含混不清地说，我要同你回家。

　　但是有一天白雪见抛夫别子，突然不见了。陈嘉定的床上，放着一件折叠得整整齐齐的大衣。有人说她是跟一个开船的人去了苏州，从此不再回来了。有人讲她掉到了苏州河里，被河水冲走了。陈嘉定自己到供职的第三分署去报了案，希望增大警力寻找他一直宠爱着的白雪见。但是局里只是佯装着发了几个告示后，以警力有限为由，再也没有动作。那段时间，陈嘉定像一条疯狗一样，没日没夜在大街上乱窜。后来，他听人说白雪见是和抛弃她的流氓旧情复燃，一起去了绍兴，在八字桥开了一家小酒馆。陈嘉定终于明白，那件放在床上折得好好的大衣，是告诉他，她不再穿他的衣了。她私奔了。陈嘉定也终于明白，一个女人喜不喜欢这个男人，和这个男人对女人好不好没有关系。白雪见注定了，是爱这个流氓的。于是，陈嘉定没有去绍兴八字桥找白雪见。他觉得他永远找不回一个心已经飘远的人。

　　民国十六年的初春，陈嘉定为了救一名苏州河里不慎落水的圣约翰大学女生，跳下河时忘记了脱掉警靴。那双警靴的鞋带扎得特别紧，涌进水以后又在脚脖子处卡住了，这让下水的陈嘉定很后悔，任凭他怎么用力也无法将靴子蹬踢下来。最后他像浸透了水的包袱，被那双冤魂一样的警靴给硬生生地拽进了苏州河的河底。

　　陈宝山记得，祖父陈静安在看到儿子的死状后，仿佛一点也没有悲伤，脸上挂着笑意，而且还不停地嗑瓜子。但是在第二天，他躺在那把老旧的躺椅上也莫名其妙地死去了，身边的地上有一圈瓜子壳。来帮忙料理后事的是张三立，也是警察，是陈嘉定顶要好的同事。接连失去父亲和祖父，陈宝山正式成为一名孤儿，他被张三立从赫德路领回了家。张三立家就在苏州河边，一幢二层小楼。宝山在那一天见到了张三立永远板着脸的妻子午凤，从此张三立当了宝山的干爹，午凤当了宝山的干娘。宝山还见到了张三立的儿子张仁贵，他们年龄相仿，本来就认识，现在可以睡一个床铺。只是当月圆之夜，月光洒在床上的时候，宝山从半夜醒来，会想起那个爱晒月亮的祖父。同样，当他经过苏州河边的时候，也会想起被人拖上岸来的父亲，像一条搁浅的黑色大鱼。

　　宝山记得他刚住到干爹家的几年，和张仁贵好得不得了。那些年只要到了夏天，张仁贵就会整天泡在苏州河里，日光暴晒，河水浸泡，使得张仁贵背上脱下一层层的皮。张仁贵在水中游得比船还快，游够了就上岸，四仰八叉地躺在岸上，把自己晒成一条黑不溜秋的泥鳅干。但是宝山没有机会下水，他一直娘午凤绑在家里。午凤搓了一根稻草绳，将宝山捆扎起的时候，挥舞着手里的戒尺，指向地上宝山父亲陈嘉定留下的那双警靴说，你要是敢下水，我现在就剁了你的一双脚。所以这么多年很少有人知道，在苏州河边长大的刑侦处警察陈宝山，至今不会游泳，是因为当年的河水曾经埋葬了他的父亲。

　　民国十八年，也就是一九二九年初夏，陈宝山和张仁贵都已经十七岁。他们像是被风吹大的一样，走路的样子摇摇晃晃。陈宝山喜欢这种摇摇晃晃的年岁，他好像是喜欢上了马堂弄一个叫何红菱的女孩。何红菱每次去河边洗衣，陈宝山总是会目送她。何红菱就说，你干啥？宝山说，我不干啥，我就是看看你。何红菱说，我有什么好看的。宝山就说，你要是不好看，我早就不看了。宝山想了想，还说，你不要生气，看看不犯法。

　　那年初夏，宝山没有犯法，但张仁贵却犯法了。张仁贵在外白渡桥上和人吵了一架，吵架的原因是张仁贵说水果摊上的苹果坏了，水果摊的那个小个子男人说苹果没有坏。张仁贵要退钱，不退钱就把他扔进河里。小个子说退钱那是白日做梦。于是他们热火朝天地打了起来，打得很卖力。十七岁真是一个最好的年龄，一般脑子不太能管得住身体，所以张仁贵用十七岁青春勃发的拳头，打死了小个子。小个子匍匐在外白渡桥上，看上去他像是要钻透桥面，一直钻到水里去。张仁贵永远记得那个无所适从的下午，他开始落荒而逃。他在上海北站爬上了一列火车，从此就像风消失在空气中一样消失在人间。同样十七岁的宝山跟着干爹和干娘一起，在上海滩的角角落落四处寻找，一无所获。一直到一个礼拜以后，张三立和午凤坐在楼下客厅的太师椅两旁，一言不发。他们把整个下午坐了过去，又把黄昏坐了过去，他们完全坐进了一堆黑夜里。宝山就一直看着干爹干娘，张三立喝一会儿茶，剥一会儿手指甲。午凤一会儿磕瓜子，一会儿吃汤团，一会儿突然打开碗橱开始吃一只七天前买来的烧鸡，那是给儿子张仁贵买的。他们就这样一言不发，一直坐到天亮。天光刚刚放亮的时候，宝山在张三立和午凤面前跪了下去，磕了三个响头，各敬了一杯茶说，仁贵不在，我会一直在。我是你们的儿子。

　　一九三五年的夏天，陈宝山见证了一桩凶案。那个他顶喜欢的女孩红菱的父亲何大有死了。何大有生前喜欢打老婆，他的老婆叫秀芝。何大有有事没事，会喝个三两酒，然后打一顿秀芝解解闷。何大有在十六铺货运码头扛包。扛包很辛苦，但是他一点也不累，他扛包回来就打老婆，不晓得的人，以为他那么爱打老婆是有工资的。秀芝在家里开锡箔香火店，很安静的一个女人。听讲他们一家是从江苏高邮三垛镇那边过来的，每次何大有打人的时候，嘴里用高邮的方言骂着，辣你个妈妈的。宝山就一直搞不懂，辣你个妈妈是不是给妈妈送上一碗辣椒吃？虽然何大有不厌其烦地打老婆，但是对女儿红菱却很疼爱，挣来的钱时不时地往红菱的兜里塞。红菱说，不要不要，我够用了。何大有说，不够不够，你不要也得要。每次红菱见到何大有打老婆，她都十分平静，因为这样的场面她见到过太多次。她麻木了。

　　但是有一天晚上，何大有在十六铺码头卸完货回家后猝死在床上。第二天清晨，家里人哭得呼天抢地，秀芝哭得伤心，看到的人都感叹，虽然秀芝的任务是被何大有打，但是大有死了，她还是伤心的，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。那时候宝山阴着一张脸，远远地在红菱家门口不远处观望，总是觉得疑点重重。何大有人高马大，壮得像一头两条腿的水牛，为什么突然就猝死了？他回家之前，在小酒馆里喝醉了酒，还唱了一首“乖乖隆地咚”的小曲，同时骂了无数声辣你个妈妈的，在家里吐了一大滩，听说死因是被呕吐物堵住了呼吸。他身上没有伤，可是在两只手腕上有淤青……

　　那天宝山用公用电话匿名打到了中央捕房，把自己的怀疑说了一下。来办案的是刑侦处最有名的警长华良。他的身上荡漾着乌普曼雪茄的味道，宝山就远远地看着华良查案。华良带了几名警察过来，他不时地抽几口雪茄，并且闲散地看着警察们在雪茄的烟雾与香气中进行现场勘查。他自己主要是和悲伤的秀芝聊天，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，并且讨论了一下高邮的咸鸭蛋和油菜花。华良的目光瞥见了躲在围观人群中的宝山，他眯眼笑着招了招手，宝山就走到了他的身边。宝山听华良说，是你报的警？宝山就说，你怎么晓得的？华良笑了，没有再说话。后来华良又叼着雪茄，走到了秀芝的身边说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帮你一起杀他的人是谁？

　　秀芝愣了一下，随即很淡地笑了笑。她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只是望着围观的人群好久。转头望向华良的时候，突然眼眶中有泪水泼了出来，说是我一个人做下的。宝山记得，那天华良一直盯着秀芝的眼睛看，最后秀芝终于把目光移向了别的地方。这时候华良才说，你骗人，你那么小的个子，弄不死何大有。

　　这个案件结得很快，华良甚至没有第二次出现在马堂弄。报馆的小报记者写了马堂弄杀夫案，搞得小报突然很畅销。秀芝被警察带走了，带走的时候宝山也去看，华良探长都没有亲自出现。宝山就觉得华良真是有本事，当警察当到这份上，真是够可以了。同样被带走的是马堂弄的一个修锁匠炳夫，至于炳夫怎么和秀芝合力杀死的何大有，有些牵扯不清。审讯的结果，一会儿说秀芝和炳夫有，一会儿说没有……

　　那天宝山看到两名警察带走秀芝时，红菱站在家门边，她不看被带走的母亲，她就远远地看着人群背后的宝山。她的表情很古怪，似笑非笑的样子，看得宝山有些不自在。人群完全散开的时候，是这一天软绵绵的黄昏。陈宝山记得苏州河的河面，已经被夕阳染得一片通红，仿佛河面被火点着了。宝山走到了门边的红菱身旁，将一瓶百雀羚塞到红菱的手中。红菱仔细地看了一会儿手中的铁皮盒，最后扔在了地上。百雀羚打了几个转，最后落在了地面上。然后红菱进了屋，合上门，将宝山和夕阳全关在了外面。宝山沉默了一会儿，他知道红菱是因为他自告奋勇的报案而恨上了自己。后来他从地上捡起了那盒百雀羚，他记得弯腰的时候，整个黑夜就在苏州河边的马堂弄降临了。

　　一九三七年春天，在干爹张三立的安排下，宝山穿上了警服，加入了租界工部局的中央捕房，担任一名华警。在那一天，他远远地见到了华良，在几名警察的簇拥下，钻进一辆车子走了。华良像一道光一样，转瞬即逝，让宝山觉得仿佛刚才只是一阵眼花，看到的是一个幻境。那天是干爹张三立和干娘午凤一起陪着宝山去报到的，他们看到福州路一八五号捕房门前，宝山把牛皮带扎在腰间，顶着正午的阳光，戴上他人生中的第一顶警帽。宝山和干爹干娘在捕房门前合了一张影，三个人都笑得很灿烂。拍完了照片，午凤开心得掉了眼泪，她背过脸把眼泪擦去。宝山心里就咯噔一下，他觉得看着灿烂的自己，干爹和干娘一定会想起那个杀人潜逃的儿子张仁贵。于是他左手搭着午凤的肩，右手搭着张三立的肩，将他们搂得更紧。干娘还将宝山帽徽上那只飞翔的警鸽擦拭得异常清爽，让它金黄色的羽毛在宝山头顶闪闪发光。宝山那时就啪嗒一声，对着干娘敬了一个礼，然后说，礼毕！

　　那天的傍晚四点多光景，宝山去了大楼楼顶的露台，上面有成群结队的鸽子，那是捕房养着的警鸽。更神奇的是，宝山见到了站在屋顶靠在护栏边上的华良。华良手指间夹着雪茄，举了举手向他打招呼，说，喂，我们是同事了。

　　红菱后来成了仙乐斯舞厅的头牌，用当时上海人的说法，叫吃香得不得了。她和宝山之间，自从她母亲秀芝被警察带走后就再无交集。宝山晓得红菱恨着自己，也不再去打扰她。只是那盒变干了结成硬块的百雀羚，一直被宝山珍藏在家中的抽屉里。日本人是这一年八月十三号开始进攻上海的，到十一月十二号上海沦陷，整整三个月，上海都沉浸在硝烟的气息中，并且此后的很多年，这种气息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弥散，任何方向吹来的风用尽全力都没法将这气息吹去。红菱的生活和她的发型、妆扮一样，早就变了。她的生活如同一块旱地，突然被一场大雨浸泡一般变得滋润起来，甚至还在干枯之地冒出星星点点绿芽。她确实变得漂亮和丰腴，或者说她像一只橡皮球一样，变得弹性了。她穿着时髦的貂皮大衣，或者款式不一色泽缤纷的旗袍，像一道弹性的光一样跳跃在跑马场、西餐厅和舞厅、夜总会。她和一帮大亨们玩得很投机，一般的舞客想要约到她的舞，那是几乎不可能的。一直到后来，她成了汪伪大佬钱默生的专用舞伴，据说也住进了华懋饭店的长年包房里，那是可以望得到黄浦江的房间。此刻她已经是孤身一人，马堂弄开过锡箔店的老房子，早就像生了锈一样残败。老实讲，她不在乎，她也不想要了，她要隔开马堂弄的那种生活，或者把自己换成另一个人，光鲜地存在于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。

　　宝山有一次跟着周正龙去仙乐斯舞厅办案。周正龙那时候还没有当上刑侦处一哥，不过是一队的队长，戴一副眼镜，如果不穿警服，看不出他是个警察，倒像一位报馆的编辑或者大学的年轻教师。当然在舞厅办案的时候，他和宝山确实穿的是便装。那天宝山看到有一堆人从门口涌进舞厅，大呼小叫的，来头不小，直接奔向了贵宾包房。那时候宝山和周正龙就坐在舞厅角落里，远远地隔着晃动的人头，看到了春风扑面的红菱和油头粉面的钱默生一起出现。

　　枪声是在五分钟后从包房里传来的。周正龙没能拉住宝山，宝山像一根弹簧，几乎在瞬间冲向了贵宾包房。他看到了倒在地上像一团破棉絮的钱默生，也看到了惊声尖叫的红菱。红菱的身上到处都是被喷溅的血，她瞪大眼睛发出单调的尖叫，一声一声机械地重复着。宝山扑向她，一把把她搂在了怀里，然后迅速地伏低身子，告诉她不要慌，没有事。红菱在他的怀里不停颤抖，仿佛寒冬枝头上一只快被冻僵的鸟。枪声还在零落地响起，钱默生的保镖和刺杀他的队伍正在混战。舞厅里乱成一团，四处都是跑丢的鞋子和被误伤的舞客。宝山拔出枪来，再一次在红菱的耳边说，有我在，你根本就不用怕。

　　这次事件后来被查明，钱默生是被军统的飓风队队长陶大春带队干掉的，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惩处汉奸的行动。重庆政府下定决心，一定要让汉奸们闻风丧胆，戴老板下令在军统内部组建飓风队，在上海把杀人的事情干得风声水起。钱默生的死，让红菱的生活从此开始发生了变化，不仅钱默生的老婆找到她要跟她清算，汪伪政府也认为是红菱勾引了钱默生，让他乐不思蜀，流连舞厅，才遭遇到了暗算。红菱据说后来离开了上海，淡出了社交圈，像一滴雨落进了苏州河里一样，消失无踪。随即有一个叫小金宝的十八岁，浦东来的，成为仙乐斯新的皇后。而红菱去了湖州南浔镇，嫁给了一个做蚕桑生意的中年男人。这些都是宝山的调查结果，写成档案上报给了队长周正龙。

　　有一天晚上，宝山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一个人影从马堂弄闪出，挡住了他的去路。这个人掏出一根烟点着了，喷出一团来路不明的烟雾。宝山说，你是谁？那人说，我是陶大春，我是飓风队的。陶大春拔枪抵在了他的脑门上，说，红菱去了哪儿？我们需要找到她，因为钱默生的一份绝密文件不见了。

　　陶大春说，你也是中国人，你竟然那么短的时间就能把我们查了个底朝天，是个人才。所以如果你愿意，希望你能加入我们。

　　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漫长的十二年间，陈宝山一直是一名称职的警察。这期间周正龙早就升任为处长，而宝山和周正龙的妹妹周兰扣相识。周兰扣喜欢喝咖啡和红酒，喜欢时装、游泳、击剑、赛马，喜欢一切时尚的东西，最夸张的是她喜欢骑摩托车，伏在车身上如一只巨大的甲虫，在大街上把摩托车开得电闪雷鸣。她和宝山若即若离，仿佛是喜欢宝山这个沪上有名的神探，但也好像不怎么喜欢。真是要命。

　　一九四六年的时候，宝山认识了童小桥，他是仲泰火柴厂的老板唐仲泰的太太。宝山为童小桥找到了一只失窃的皮箱，以及皮箱内的衣物。也许是因为投缘，宝山爱去唐仲泰家，听童小桥弹琵琵。童小桥琵琶弹得好，特别是《春江花月夜》。而且童小桥穿旗袍坐着的样子，也像一把琵琶。除了听琵琶，宝山还可以和童小桥的司机老金下象棋，但宝山的棋艺远不如老金。宝山轻而易举地在唐家度过了许多美好时光，当然，这之前他也认识了顶头上司周正龙的妹妹周兰扣，两个人若即若离，有点儿想要谈恋爱的意思，但又谁都没有挑明。这样的状态就像一场雾，既不是雨，但却会湿身。一九四八年冬天的圣诞节，宝山买了糖炒栗子，兴致勃勃地给周兰扣送去。没想到周兰扣刚好挽着唐仲泰的手，依偎得如同连体婴儿般在宝山眼前走过。宝山始终都记得，那天下着一场不期而至的雪，宝山在一棵行道树下，远远地望着一对男女说笑着向这边走来，大概是因为男的妙语连珠，所以那年轻的姑娘就笑得花枝乱颤。俩人越走越近，宝山看清了那姑娘就是周兰扣，这让捧着糖炒栗子的宝山觉得无所适从。宝山于是想到了自己的木讷，恋爱是需要谈的，谈的意思就是谈话。宝山觉得自己是块木头，木头怎么谈恋爱？后来宝山突然想起，那个和周兰扣谈得热火朝天的男人，就是唐仲泰。于是宝山发了一会儿呆，他还是觉得有些难过。最后他去仙浴来澡堂泡了一个澡，都快把自己给泡发芽了。然后他踏上了回家的路，就在离家不远的苏州河边，宝山在雪地里一个人站了很久，令身边的那条苏州河都觉得宝山是想野心勃勃地站成河边的一棵树。夜深人静，苏州河边人烟稀薄，只有隐隐作响的水声。于是宝山在河边坐了下来，专心而细致地挖了个坑，把那包牛皮纸包着的糖炒栗子埋了进去。

　　那天宝山踩了很久的雪，一路走一路走，咯吱咯吱，走到了童小桥的家里，说你给我说门亲事吧，我想要成家了。童小桥不响，宝山也不响，就那么安静地站着。很久以后童小桥终于说，来喜怎么样？

　　来喜曾经是童小桥家里的帮佣，后来因为风湿痛，走不了路，在家里歇了一段时间。等能下地走路的时候，她在大街上摆出了一个香气扑鼻的煎饼摊。宝山记得这个人，也和她说过几次话。宝山笑了，说我觉得挺好。于是童小桥问，难道你那个周兰扣不好？宝山笑着说，那是另一种好，我不太能掌握的那种好。人要识相，任何把握不了的事情，都别去碰。

　　宝山去找来喜，他请来喜吃面条。在老正兴面馆，两个人坐在一起各自吃了一碗三鲜面。吃完面宝山把碗一推，掏出皮夹说，我要娶你为妻，钱归你管，人不能管。来喜不响，坐在那儿笑着看宝山，很长很长时间都不响。宝山说，你这样鸦雀无声的，什么意思？肯还是不肯？来喜仍然不响，心里这样想，每个女人都想管钱，可是管不到。没想到我还没答应嫁给你，你就已经开始想让我管钱了。

　　宝山和来喜结婚了。来喜结婚没有什么嫁妆，或者说几乎没有嫁妆，但是她带来了十来只鸽子，养在宝山家的露台上，好像她的职业是饲养员。也就是在宝山娶来喜的第二天，宝山请一帮同事在福州路上离警察局不远的老半斋吃宵夜，清蒸刀鱼上来的时候，处长周正龙把炳坤带了进来。炳坤皮肤有点黑，嘴唇蛮厚，围了一条不伦不类的格子呢旧围巾。周正龙说介绍一下，处里新来的同事，姓赵，赵炳坤，以后你来带他。炳坤对宝山弯腰点了一下头，说师父，犹豫着是否该坐下。宝山说你小子嘴唇厚话不多，口福倒是不错，可能以后办案子时运气也不错。淮扬风味的蟹粉狮子头，你要不要先来一个。

　　炳坤还是很拘谨，酒喝到一半时，抽出几张钞票，本来是要给八百，后来又加了两张，说是给师父宝山新婚的礼金。宝山说你就算了，你连警察局的一分钱工资也还没领过，你连新娘子都没见过。但是炳坤还是把钞票推过来，虽然没有说话，样子却是很执著。宝山于是就收下，说改天去家里坐坐，见见嫂子。炳坤说，应该叫师母。他后来给宝山打包了一碗水饺，说师父，你带回去给师母吃。宝山于是想起了家里话不多的来喜，觉得心里很踏实。

　　关于陈宝山的过往，来喜隐约是有点晓得的。比如宝山对童小桥有点意思，不然为什么老是往童家跑，难道真的是为了找老金下棋？和周兰扣也有些眉来眼去，兰扣毕竟年轻，毕竟时髦，脸盘子也不错。来喜还知道她是宝山的上级周正龙的妹妹，也是上海的半个明星，在新新公司六楼餐厅的玻璃电台当播音员，还上过《大声》无线电半月刊的“小姐动态”栏目。

　　宝山当然记得更清晰，他是在警察局的一次新年联谊会上认识周兰扣的。那次周兰扣跟在哥哥周正龙的后面，吃晚餐时，坐到宝山边上说，我全看过了，上海嘎许多警察，就你最像男人。那天三个人一路走回去，天空碰巧落雨。宝山临时买了两把伞，让周正龙独自撑了一把，另外一把他给周兰扣打着。走到外白渡桥上时，雨点砸在钢梁上，敲出叮咚叮咚的声响。周兰扣抬头去看雨，这才发现宝山差不多站在伞外。她说你是不是喜欢淋雨？你又不是一片草地。宝山说我个头大，雨伞里挤不下我们两个。周兰扣听他说完，突然笑呵呵地跳起来亲了他的脸颊一下，说宵夜哪里吃，我想吃牛排。

　　这些都是宝山和兰扣的过往，当然后来周兰扣暗中和童小桥的老公唐仲泰好上这件事，宝山并没有打算要告诉童小桥。他觉得人这一生中，总有许多秘密是要烂在肚子里的。

　　宝山也没有想到，那个离开上海去湖州嫁了个富人的红菱，会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和自己重逢。明明有昏黄的路灯，红菱竟然还提了一盏灯笼，而且还穿着一件白衣裳，披散着头发。她就站在马堂弄她家的门口，锡箔店早就关门了，不大的一楼一底的房子也早就荒废了。宝山看到红菱的时候，以为见到了鬼。红菱朝宝山笑了一下，说，宝山，我这一生很惨的。

　　宝山没有接话。两个人就保持着这样的沉默，很久以后红菱说，我没有嫁到湖州去，那都是为了死要面子故意放出的风声。自从钱默生被军统杀掉以后，他的老婆也没有放过我，说不会让我好过。她找了一个有花柳病的人把我了，从此我也就染上了花柳病。我的日子不多了，同仁医院的郭医生告诉我，我顶多还有一个月。

　　宝山还是没有接话，只是沉默地点起一支烟。红菱说，当年我没有接你送给我的百雀羚，我很后悔的。但是这也难怪，人生之中总有许多后悔的事。听到红菱这样说，宝山就从口袋里掏出了那盒百雀羚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天宝山恰巧把百雀羚带在了身边。红菱接过了，打开铁盖，发现百雀羚已经干掉了，结成了块。但是红菱还是很开心，说就要死了，能得到这个礼物，我可以闭眼了。

　　宝山点起了一支接一支的烟。他看到红菱离开的时候，有一阵风很凶地吹散了烟雾。他很想再看一眼红菱，但是他最终没有跟上去。红菱一个月后真的离世了，宝山得到消息的时候，正在警察局食堂吃饭。一个接电话的小警察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告诉他，同仁医院郭医生打来电话，一个叫红菱的女病人死了，生前留下话来说，谢谢百雀羚，这是她在人间唯一得到的爱。

　　宝山笑了一下，专心地吃饭。其实那时候他快吃好了，但听到这个消息，他开始细心地一粒一粒地数着饭粒吃饭。那个小警察很好奇，一直到他数完，宝山笑着说，一共一百八十七粒。宝山抬起脸笑着张嘴的时候，小警察发现宝山嘴里塞满了饭，亮晶晶的闪着光泽，而他的眼眶里，已经盛满了身体里全部的泪水。

　　一九四九年的春天来得迅猛，苏州河的潮水也很急。陈宝山带着徒弟炳坤正在破案，就是那桩沪上各种报纸连载不断的连环杀人案。第一个死者叫张静秋，第二个死者叫郑金权，第三个是位老太太，大家叫她汤团太太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案件没有眉目。

　　有一天，陈宝山在外白渡桥上碰见了一名国军军官，认出他就是当年锄杀了汪伪汉奸钱默生的陶大春，抗战胜利后他就浮出了水面，现在在淞沪警备司令部里上班。两个人在桥上抽了一会儿烟，后来在一堆飘荡的烟雾里，宝山说，形势怎么样？

　　后来陶大春又问起，当年差一点被一起锄杀掉的，后来他们又追查的那个红菱，现在怎么样了。

　　陶大春不响，长时间望着脚下的河水。后来他抬起头，朝宝山笑了一下说，再会。

　　这是宝山和陶大春的最后一次见面。没过多久，上海解放了，宝山不知道陶大春去了哪里。宝山是这样想的，要么陶大春战死了，要么就是去了台湾。

　　在医院懒洋洋的床上，宝山想到苏州河的水一定很凉，而且流得很着急，仿佛一种催促的鼓声。这时候他开始回忆起父辈们的过往，以及自己略显匆忙的路途。他有点惦记左记灯笼铺的左书令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就是惦记。除夕的脚步越来越近，高音喇叭播放着激越的革命歌曲，全城上下都是崭新的气象。连空气都是新的。宝山作为小部分的劝退人员，早已被人民政府接管的上海市公安局劝退，去仲泰火柴厂当了一名门房。华良一定是不晓得，这是后来改名为张胜利的张仁贵在做手脚，他不愿意神探陈宝山留在公安局，这会是他的一块绊脚石。也是在这时候，宝山因为患了严重的脑肿瘤头痛难忍，开始为来喜肚中的孩子做一切的准备，甚至削了一把木头手枪。他的从警之路有些坎坷，也对被劝退有些不甘心，但他仍然希望儿子当警察。于是他对来喜这样托付，等儿子长大了，让他去考人民政府公安局当警察。来喜听了他的话，侧过头去不响，后来索性一个人摇摆着肥硕的身子，去了楼上的露台。在露台上，她对那群咕咕乱叫的鸽子说，我顶舍不得的是他。

　　宝山一个人在病床上的日子，白天竟然也开始恍惚，仿佛白天本身是一场梦。在这样的梦境中，他一会儿昏迷，一会儿清醒，来喜就经常腆着肚子来医院看他。有无数次，都是炳坤开着边兜摩托车送她来的。来喜来了，坐在床沿上，一坐就是半天，一直握住宝山的一只手，仿佛不握着，宝山就会像鸟一样飞走。来喜说，你是在回忆什么呢？宝山想，自己的心思还是被来喜看破了，于是就说，我还是想起了兰扣。原来周兰扣和唐仲泰，曾经在一九四八年除夕前两天选择了私奔，那时候上海城乱象频频，仿佛是闻到了战火的气息，很多有钱人开始外逃。周兰扣和唐仲泰也乘上了太平轮去台湾。但事实上他们最后没有去成，在上船的那一刻就因为超员三百人太过拥挤，被挤落在十六铺码头的浅水中。他们命大，因为这艘船在舟山群岛海域与满载着煤炭和木材的建元轮相撞，太平轮沉没。

　　于是唐仲泰和周兰扣顺势潜伏了下来，唐仲泰的真正身份是保密局的。接着在一次炸毁电厂的“永夜计划”行动中，周兰扣在杨树浦发电厂里执行上头交给她的爆炸任务时，被炳坤和他的同事贺羽丰同时射出的子弹打死。而唐仲泰在垂死挣扎的过程中，感受到了连绵不绝的无望。于是他索性拿枪对准了自己的额头，开动了扳机。

　　宝山也顺便想起了张仁贵，上海解放前夕，他作为公安队伍的一员，随部队从山东济南出发，在江苏丹阳集训了三个月，然后再次出发进入上海城，接管警察局。他已经改名为张胜利，早年他以为在外白渡桥上打死了一个人，匆匆外逃的途中，还参加了的队伍。最后各种机缘巧合，他的上司让他混进了的军队。而那个沪上顶有名的连环杀人案中，汤团太太的儿子，以及张静秋和郑金权，都曾经在第七十四军服役。他们是在上海知道张仁贵真实身份的人。宝山还查到为了安插张仁贵，让他作为公安局里最有前途的人潜伏下来，保密局的其他同事杀了有可能会揭露张仁贵身份的这三个人，以洗白张仁贵身份。最后，张仁贵还是被揪了出来，枪毙了。

　　宝山回想起自己一个人替张胜利收尸的时候，跪在沪西新泾港的息焉公墓干爹干娘的墓碑前，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他没法把张仁贵的事情跟两老讲清楚，想了好久，最后他疲惫地抬起头，看见这一大片公墓的拱形门楣上，有四个字写得很清晰：天堂入口。

　　宝山还顺便想了一下童小桥，她的身份是保密局的，不仅是丈夫唐仲泰的上线，还是她的司机老金的上级。而老金还有一重身份是她的亲舅舅，代号叫老根儿。老金很喜欢她，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，什么事都愿意干。那桩连环命案中死去的几个人，都与他有关。向他下达命令的，无疑就是外甥女童小桥，代号水鬼。宝山当时送童小桥去了崇仁老家，但是童小桥却偷偷地回到了上海。问她为什么回来，童小桥说，现在再说这些，已经不重要了。

　　据乌镇路上的居民回忆，那天差不多是傍晚五点钟光景，陈宝山一个人走下了苏州河。那天下着微薄的雨，所以宝山是走在一片铺天盖地的雨雾中。街坊只看到一个灰黑的人影，像一幅水墨画一样洇进河水。那时候苏州河仿佛静止，世界安静得完全失去了声音，河水也在那时候漫上了陈宝山的脖子。宝山睁着眼，在河水里看到了模糊的从前，河水像一块电影院的银幕，银幕上他的一生匆匆而过，像走马灯一般的影像闪现，祖父和父亲与他的所有交集，也在瞬间重现。宝山很小的时候失去了妈妈，妈妈的名字叫白雪见，是个哑女，离开陈家的时候走得悄无声息，像是她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。所以当陈宝山一步步走到河水的最深处时，像是走向了母亲温暖的子宫。他感到十分妥贴、安心，于是他想睡一个最长的不愿醒来的觉。

　　邻居们晓得宝山是不会游泳的，他在落雨天的这个时候穿了一双笨重的鞋子下水，真是有点让人捉摸不透。宝山最后蹲下身子慢慢沉了下去，好像是要试一试水深，但是没过多久，水底就传来了一声暗哑沉闷的枪响。

　　枪声很闷，也很短促，仿佛是在河水里受了潮。宝山是把枪口顶在下巴上，朝天发射的，子弹携带着河水和宝山的血水，像一股扎实的喷泉那样冲天而起，直接奔向了辽阔而自由的空中。在邻居们的记忆里，这天傍晚的苏州河像是下了一场红色的雨。河水泛着宝山的血，让人触目惊心。那个时候，刚好有一辆卡车从不远处的外白渡桥上经过。宝山觉得自己突然变得很轻，他的身影飘飘忽忽，最后飘到了桥上，他看到苏州河的岸边围了很多人，很热闹的样子。于是他就知道，这些人在观望着被河水吞没的自己。这时候他仿佛看到了左书令，也站在外白渡桥上，竟然穿着女道士的服装，手中提着一盏走马灯。左书令对着他微笑了一下，说，这是老天的安排。

　　宝山的尸体后来在水底浮沉，最后落入河床的最深处，也许是在为沿着水路去苏州旅行作一次长久的准备。没有多久，他的尸体被一条沙船打捞上岸。陈宝山的警服被他摆在岸边，叠得非常整齐。那是一九四七年警察局发的一套冬季礼服，黑色，中间一排铜扣子，总共有五颗。胸前有一条金色的绶带，从第二颗铜扣子下牵出，一直挂到右手边的腰上。他的警帽也摆得很端正，警徽上有一只伸展开来的鸽子，让人觉得它就要拍拍翅膀飞走。

　　来喜被邻居们叫来，匆匆地奔向了苏州河边，然后她人一歪倒在地上，昏过去很久。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家的，也许是被邻居们抬回来的。来喜在当天夜里醒来后，才发现了宝山的病历单，安静得像一个熟睡的孩子，躺在鸽子笼里。病历单上写得很清楚：脑肿瘤，晚期。

　　医生诊断结果接下去的一页，是宝山留下的一份遗书。他说来喜，孩子不用随我姓，他跟着你一起姓苏。要不就叫苏州河吧，这名字很好记。苏州河以后不用当警察，当警察太辛苦。

　　来喜就想，陈宝山明明喜欢当警察，也表示过希望自己的儿子当警察，临死之前怎么又突然改变了当初的念头。甚至连孩子的姓，也让跟着母亲姓，是不是陈家世代当警察的生涯，就此结束了。

　　遗书里还提到了炳坤，他说炳坤，来喜和苏州河以后就托付给你了，有你照顾他们，我一百个放心。我死后，麻烦你替我收尸，我希望能葬在周正龙的身边，这样我们两个就还是在一起。上海还有很多特务，都交给你去处理了。我和周处长在那边看着你……

　　宝山的这份遗书，字写得歪歪扭扭，让人想起他在提起钢笔时是花了多少的力气，可能整个身子都在颤抖。这天夜里，得到消息的炳坤来到了师父家，他和来喜替宝山守灵。宝山身边点了很多蜡烛，将他一张脸映照得很红。

　　二○一四年，春天来到了杭州的龙井草堂，这儿是一座辽阔的食府，亭台楼阁，小桥流水，包厢却只有八个。而且在这儿吃饭，不接受点菜，只接受排菜。龙井草堂很像是一座古代园林，或者这儿就是另一个古代。除了习以为常的鸟鸣，还有流水一成不变的声音，以及一些花在风中不小心跌落的声音。左书令已经来到了她的八十三岁，她穿着女道士的服装，懒洋洋地坐在一处亭子的美人靠上，一动不动，像一幅古代的人物画。亭子外的一圈，落满了各不相同的一些春花，被雨水冲涮和浸泡，很有一些愁怨的况味。

　　一个叫言午的十八岁女孩，穿着牛仔裤和简单的套头衫，正从一条水渠边离开，信步走到穿着道士服的左书令不远处。言午望着左书令，左书令就笑了一下，是那种像棉花一样的笑。然后言午被左书令的目光所吸引，一步一步向她走去。

　　二○一四年，陈宝山的女儿苏州河已经六十四岁。她一直在杭州生活，以前是杭州的一位铁路民警。退休后的一段时间，她顶喜欢去的是凤凰山，据说那是南宋皇城遗址。她对遗址的兴趣不大，主要是为了去看看南星桥车务段的那趟绿皮火车。绿皮车已经很稀少了，她内心有些许的害怕和慌张，觉得绿皮车一消失，就等于是一个时代的消失。而在漫长的退休生涯中，她竟然为自己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，就是去龙井草堂帮忙打扫卫生。龙井草堂远离尘嚣，整座山庄被绿叶遮盖着，并没有多少灰尘。于是苏州河就经常拿一块抹布，在各个亭台东抹一下，西抹一下，像是在抹去一些时间的印痕。苏州河闲不住，灰尘擦了，又来了；灰尘来了，又擦了。她参加了老年读书会，读书会经常会组织会员们参加作家的见面会，听他们讲创作故事，几乎是一个月一次。最近她在看的一本书竟然就叫《苏州河》，那名作家口若悬河，普通话很不标准，但她坐在听众席上，听得入神，眼泪一刻也没有停过。

　　苏州河的儿子，也是一名警察，在西湖区的交警大队上班，每天在西湖边的苏堤白堤附近指挥车辆。儿子说，你都退休十年了，好省省的，不要再去上什么班了。苏州河就说，我就去擦擦灰尘，也不累的。儿子说，这个世界上的灰尘，哪里是能擦得完的。苏州河说，那也不能因为擦不完，就不擦了吧。儿子不响。苏州河就又说，我喜欢龙井草堂。儿子就问她，那里是一个吃饭的地方，你会喜欢草堂的什么呢？苏州河就笑笑，其实她也不知道喜欢草堂的什么。

　　那天苏州河的工作是擦龙井草堂院子里那些美人靠的栏杆，擦到了左书令坐着的亭子。她看到了奇怪的一幕，一位老年的女道士，和一位穿着简洁清爽的姑娘并排坐着。她们是左书令和言午，虽然一言不发，却始终不停息地微笑，仿佛微笑是她们这个下午的工作。后来，当夕阳完全落下，黑夜正式来临的时候，言午开始泪如雨下。她想到了家里的父母和弟弟，以及父亲开办的一家微小的工厂，家里一座温暖的小院，饭菜飘香。后来左书令伸出手，轻轻握住言午的手，温和地说，跟我去上海松江的七堡镇吧，那里有个明真宫，应该适合你。

　　手中拿着一块抹布的苏州河，在她们身边坐了下来。这时候她看见不远处的小径上，两名穿红色中式斗篷和改良旗袍的女子，是龙井草堂的迎客小姐，年轻得顶多二十挂零的样子。她们各提着一盏灯笼，着急地行走在龙井草堂巨大的院子里。就这样，三个年龄各不相同的女人，坐在美人靠的木栏上，共同看到的是两名提着灯笼的女子，引着一位中年男人走向一个叫“枯荣亭”的包厢。而左书令分明想起，在遥远的过去，她家那间淮安路上的左记灯笼铺，在未被大火吞没之前，挂满了各式灯笼，比迎客小姐手中举着的灯笼精致多了。同时她还想起，在她十九岁那年冬天，一个叫陈宝山的警察来找她买过一盏灯笼。那是一盏走马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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